2025年8月，国际运输工人联合会海员信托基金（ITFST）与世界海事大学（WMU）联合发布的《全球海员上岸休假调查报告》引发航运业震动。这项覆盖5879名海员、历时两年的研究首次以详实数据揭示：全球超四分之一海员在整个合同期内从未获得上岸休息机会，近70%的海员平均每两个月仅能上岸1-3次，且单次停留时间不足6小时。这一困境正严重威胁海员身心健康、行业人才储备及全球航运安全。
核心困境：上岸休假沦为“奢侈品”
报告显示，海员上岸休假难呈现“三低一短”特征：
休假频率低：28%的海员在6.6个月的合同期内完全无岸休，33%仅上岸1-2次；
停留时间短：93.5%的海员单次上岸停留不足6小时，近半数不足3小时；
覆盖范围低：油轮、海洋工程船等特种船舶海员上岸机会显著低于集装箱船、散货船船员；
活动选择少：76%的海员上岸后仅能完成采购物资等基本需求，散步、观光等休闲活动成为“奢侈”。
“上岸休假曾是海员职业的‘精神氧气’，如今却成为难以企及的奢望。”ITFST负责人凯蒂·希金伯顿指出，“长期被困在钢铁环境中，海员们正经历着身体与心理的双重透支。”
深层原因：多重系统性障碍交织
1. 港口政策与运营效率的矛盾
时间压缩：全球枢纽港为追求货物周转效率，将船舶在港时间压缩至1-3天，叠加频繁的安全检查、海关清关等程序，海员实际可支配时间不足12小时；
设施缺失：30%的港口缺乏便捷公共交通，海员中心位置偏远，导致70%的海员被迫选择昂贵的私人出租车上岸；
歧视性限制：部分港口对特定国籍海员实施额外健康检查或隔离要求，甚至存在隐性歧视政策，进一步阻碍上岸通道。
2. 船舶运营与人力配置的失衡
最低配员陷阱：为降低成本，船东普遍按国际公约最低标准配置船员，导致海员需承担超负荷工作。数据显示，53.3%的海员周工作时间超74.9小时，远超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48小时上限；
职级差异：高级船员因需持续履行航行值班职责，上岸休假频率显著低于普通船员；油轮、工程船因停靠偏远码头，岸上设施可达性差，交通成本高昂，进一步削弱上岸意愿；
公司限制：部分航运企业为追求运营效率，不积极协助办理上岸通行证，或对上岸时间进行严格限制，甚至存在“上岸需扣减工资”的潜规则。
3. 行业监管与权益保障的缺位
政策执行偏差：尽管《海事劳工公约》明确规定海员上岸休假权利，但部分国家在疫情防控后仍延续严格管控措施，要求海员提供繁琐健康证明或进行长期隔离；
监管漏洞：船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，利用监管宽松肆意延长海员工作时间、减少上岸机会。2024年全球被遗弃海员人数激增至3133人，较2023年翻一番，暴露行业监管失效；
维权成本高昂：海员因担心失业或报复，往往选择沉默。调查显示，仅7.4%的海员曾向公司反馈作息问题并获得有效回应。
连锁反应：行业危机一触即发
1. 身心健康濒临崩溃
长期缺乏上岸休假导致海员身心健康恶化。案例显示，一名中国籍海员因连续12个月未上岸，出现严重焦虑症和抑郁症，甚至产生自杀倾向。世界海事大学研究证实，超负荷工作、休息不足与社交缺失已形成恶性循环，53.3%的海员存在睡眠障碍，37.5%的海员日均睡眠不足6小时。
2. 人才流失加剧行业危机
上岸休假难直接导致海员职业吸引力下降。航海院校毕业生因担忧工作环境，转行率高达40%。航运公司面临“招工难”困境，部分船舶因缺乏船员被迫停航，威胁全球供应链稳定。国际航运公会（ICS）警告：“若不立即改善海员工作条件，到2030年全球将短缺15万名合格海员。”
3. 航运安全亮起红灯
疲劳驾驶成为航运安全最大隐患。世界海事大学调查显示，93.4%的海员认为疲劳是船上安全最常见挑战，16.5%的海员每月超时工作超10次。2024年全球重大海事事故中，30%与船员疲劳直接相关。
破局之路：多方协同重构生态
1. 政策层面：强化执行与问责
推动《海事劳工公约》修正案，明确上岸休假为“强制性权利”，对违规港口和船东实施经济处罚；
建立全球海员权益监测平台，实时公开港口设施评分、船东合规记录，倒逼行业整改。
2. 行业层面：优化运营与配员
航运企业应采用“弹性配员”模式，根据航程阶段动态调整船员数量，避免最低配员陷阱；
推广“智能船舶”技术，通过自动化减少海员工作量，为其争取更多休息时间。
3. 港口层面：完善设施与服务
枢纽港应划定“海员优先区”，简化通关流程，提供免费交通接驳；
设立24小时海员中心，提供心理咨询、法律援助等一站式服务。
4. 社会层面：提升认知与尊重
通过纪录片、公益广告等形式，消除公众对海员职业的误解；
鼓励港口城市与航运企业合作，为海员家属提供探亲便利，增强职业归属感。
“海员是全球贸易的‘无名英雄’，他们的权益不应被牺牲在效率与利润的祭坛上。”世界海事大学校长克利奥帕特拉·杜姆比亚-亨利呼吁，“只有构建船东、港口、政府与社会的命运共同体，才能让上岸休假从‘奢望’变为‘常态’。”
